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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发展史是什么?且看《腾讯传》

来源:聚财网 | 2019-02-28 00:49:05 作者:

  终于有幸能够系统的了解腾讯的发展史,唯一缺憾的是少有第一视角的描述,也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才能够读到腾讯五虎或者张小龙写的,这恐怕也是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商业哲学环境下,内容属性上的本质差别

  摘录:

  这是2011年11月的傍晚,我与马化腾站在深圳威尼斯酒店的门口,临分别前,他教我下载微信,并用“摇一摇”的功能“互粉”。此时,腾讯与奇虎360的那场著名的战争刚刚尘埃落定,而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正为争夺用户打得不可开交。马化腾告诉我,微信是腾讯新上线的一个产品,已经有3000多万的用户,并且每天新增20万。“因为有微信,所以,微博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语调低沉,不容置疑。

  在与马化腾此次见面的两个月前,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张志东和陈一丹到杭州,我们在龙井村御树下喝茶,他们希望由我来创作一部腾讯企业史。“我们保证不干涉创作的独立性,并可以安排任何员工接受采访。”我得到了这样的承诺。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访谈了60多位人士,包括副总裁级别的高管、一些部门总经理以及退休、离职人员,查阅了我所希望得到的内部资料和文件,此外还走访了互联网业界的从业者、观察家和腾讯的竞争对手。

  “羞涩文静的马化腾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呢?”所有接受我访谈的马化腾的中学大学同学、老师,无一例外地都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就连马化腾自己也没有料想到,他将创建一个“大企业”。他与创业伙伴张志东曾规划,到第三年的时候,雇佣员工人数将达到18个。当OICQ——也就是日后的QQ上线时,他们把用户的极限值设定为10万人。马化腾还几次三番想把公司卖掉,却没有人愿意接手。

  不过,马化腾最幸运的是,他身处在一个“大行业”和“大时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德罗在描述铁路和电报的商业意义时说:“任何能打破对于人、产品和信息的时空限制的新发展,都会对商业运作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经济显然是一个与铁路和电报同等重要的商业发明,它重构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中国则在改革开放的20年后,搭上了互联网经济的第一班列车——如果美国是这列火车的车头,那么中国则是挂在后面的第二节车厢。我们可以说,中国是在互联网运动中受益最大的国家。

  马化腾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代创业者,与之前的农民办企业、“城市边缘人”经商以及官员下海不同,马化腾创办腾讯,更大的驱动力来自于兴趣,他对信息技术拥有与生俱来的热情。深圳是中国第三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城市,而马化腾是全国最早的几百名网民中的一位,并且管理过一个名气不小的站点。马化腾和其他四位创业同伴都出生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四人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们对互联网——而不是金钱本身,有着宗教徒般的狂热。

  而腾讯在资本市场上的战略布局,应归功于腾讯总裁、前高盛人刘炽平。从2011年开始,腾讯一改之前的投资策略,开始用资本手段实现结盟式的开放。微信的崛起让刘炽平握到了与所有渴望流量的互联网巨头们谈判的筹码,腾讯相继入股大众点评、京东和58同城等公司,与咄咄逼人的阿里巴巴进行了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竞赛。在双寡头式的战备较量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筑起高高的城墙,挖出宽宽的护城河,用马化腾的话说,“以遏制或钳制对手的过分逼近”。

  在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刊登过的一篇文章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这样,乃是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所致。1968年前后,“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国青年占领了所有的大学,对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会的厌倦让他们起而反抗,于是从西海岸开始,爆发了一场以性解放、摇滚乐为主题的嬉皮士运动。“不要告诉我世界是怎样的,告诉我如何创造世界”,康奈尔大学的这句反抗口号风靡一时。

  这场嬉皮士运动随着石油危机的到来,很快画上了句号。然而,嬉皮士的精神却如幽灵一般难以散去,它长久地在音乐电影及装置艺术领域徘徊,而那些吸食过大麻的工程师们则将它带进了信息革命的世界,他们渴望用新的、更自由的技术打碎亨利·福特们所铸造的机器王国。正如深受嬉皮士精神影响的乔布斯所说,“电脑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非同凡响的工具,它就好比是我们思想的自行车”,自行车是流浪和叛逆的工具,它让人自由地抵达没有轨道的目的地。在电脑的胚胎里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是一个四处飘扬着自由旗帜的混沌世界。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网络文化与精神,其内涵类似于嬉皮士文化。从乔布斯、杨致远、贝佐斯,到布林、扎克伯格、马斯克,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东欧、俄罗斯或中国台湾的新移民——无一不流淌着嬉皮士的血液,辍学、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恶”。

  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是,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被引入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世俗的商业社会。正如一位早年非常活跃的评论家洪波所观察到的,中国互联网没有经过早期的非商业阶段,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资本的舞台,所以互联网本身的民主性、非中心性,在中国从来都没有被广泛关注过。

  在互联网的幽灵进入中国时,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20个年头,中产阶级文化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曾经如野火般蔓延,可是它很快就熄灭了,年轻人不再关心政治,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经商事业,金钱成为衡量成功和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精灵般到来的互联网被纯粹看成财富创造的兑付工具和商业发展的手段。在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手中,被当成“圣经”的著作是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它们所包含的商业乐观主义与中国社会盛行的达尔文思潮交相辉映,为中国互联网烙下了难以磨灭的金钱气质。由嬉皮士精神催生出来的互联网,在中国可谓“魂不附体”。

  让中国互联网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还有风险投资及纳斯达克市场。第一批被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中国企业就是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等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身后就有了风险投资的影子。它们创业后不久便实现了股票上市,紧接着,在“资本鞭子”的抽打和督促下,继续疯狂地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互联网对它的中国从业者兑现了实现财富的承诺,有两位年轻人分别在31岁和32岁的时候就成为“中国首富”。在过去的10多年里,互联网与房地产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与后者的灰色野蛮相比,前者被认为是“阳光下的财富”。

  在商业模式上,中国的互联网成长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对硅谷模式的一次长途追随。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现的景象一样,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一直以来面临这样的拷问:如何从西方那里获得新文明的火种,又如何在行进中挣脱“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禁锢。

  几乎每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从QQ对ICQ的克隆,到微信对kik的跟进,腾讯历史上的战略性产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而耐人寻味的是,被效仿者很快销声匿迹,而腾讯则据此获得成功。

  1986年4月11日,时隔76年之后,哈雷彗星拖着绚烂而神秘的长尾巴,准时地重新出现在地球的上空。在那个早春之夜,世界各地无数少年仰望星空。

  在中国南部的新兴海滨城市深圳,一个叫马化腾的15岁初三学生宣称他是全校第一个看见了哈雷彗星的人。“它出现在北斗星的西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亮,肉眼不太容易找到。”很多年后,他这样对我说。马化腾当时是深圳中学天文兴趣小组的成员,这也是他唯一参加的课外兴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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